衰败的佛教祸害世俗社会：灭掉元朝的藏密喇嘛教

转者按语：
佛教是释迦牟尼佛苦心拯救世人脱离苦海的；可是竟然有衰败变质了的所谓佛教竟然祸害人民祸害国家！
请看转来的历史上的佛教祸害人民祸害国家的例子。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消灭南宋，统一天下，然而元朝的统治时间并不长，从元世祖忽必烈消灭南宋，到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逃离大都为止，元朝的统治仅维持了九十多年。



元朝统一天下之后，上层统治阶级长期动乱频繁、各级官员贪赃枉法、再加上连年大灾及瘟疫，各种矛盾迅速积累，最终迸发，形成了全国各地起义军蓬勃发展之势，加剧了元朝的灭亡。



推动元朝的灭亡的，推根溯源，还有一个更大的罪魁祸首，就是元朝崇奉的藏密喇嘛教，应该说：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能灭掉元朝，迅速夺取天下，应该给藏密喇嘛教记上一个头等功！



元朝自忽必烈之后，藏密喇嘛教深入元朝中央政府，元朝历代君王均接受喇嘛教宗教教育。元朝君王及其家眷，必须受戒皈依喇嘛教，成为喇嘛教弟子。



尤其忽必烈本人，更是如此。即位之先，便有受戒九次之说；忽必烈即位后，为巩固蒙元帝国对吐蕃的统治，将喇嘛教萨迦五祖八思巴封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并颁《珍珠诏书》以示尊崇。国师至京，复往受戒，皇后亦然，并且颁诏天下臣民齐受喇嘛“佛”戒。



元朝王室崇奉喇嘛教，势必影响其施政方略。早在忽必烈所封喇嘛国师八思巴时代，忽必烈就专设【总制院】，领之于帝师八思巴，专管全国释教和蕃地事务。人们只知藏区政教合一，殊不知元朝中央政府事实上早已是僧尼与吐蕃之政合一。



八思巴死（1280年）后，到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戊子），院使桑哥还嫌其位不尊，以“总制院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粟，事体甚重，品秩宜尊”为由，奏改为【宣政院】。



【宣政】之名，源于唐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故。【宣政院】之职，大致为二：一为僧尼之政；一为吐蕃军民事务。自从改制【宣政院】之后，不但品秩大大提高，而且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样享有院政官司人“自为选”之特权！僧尼之讼，也自行处理，无须御史台过问。此外，还有单独用兵之机。这使得拥有中央人事、行政、司法大权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根本不能或者很少能够插手【宣政院】大小事务，中央权力架空，造成体制上对【宣政院】所辖之喇嘛僧尼事务和蕃地事务没有监控空间，势必会造成宣政院及其所辖势力范围之不法行为。



由于藏密喇嘛教在元朝过于受宠，以及喇嘛掌权的宣政院权势显赫，本已备受尊崇的喇嘛僧尼阶层更加得势，喇嘛僧人目无法纪，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之事时有发生。《元典章》记载云：



【照得各处僧道衙门所设书吏、贴书、祗候曳刺人等俱无定额，多系无赖泼度过经日断之人，不惟影占户役，僧道被扰多端。各街门已行革罢，切恐又于路府州县营求勾当，侵渔百姓，非理生事。】



藏密喇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乃至皇室成员也敢殴打。《元史·释老传》记载云：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



【（至大二年），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几八刺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



【又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壁。壁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执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发，捽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



【世祖遣通事脱脱护送西僧过真定，僧捶驿吏几死。】



由此可知，在元朝天子的脚下，藏密喇嘛番僧居然都可以明目张胆地殴打王妃皇室成员、欺压百姓，皇室尚不放在眼里，更莫说那些平民百姓了。



对于喇嘛僧人目无法纪，专事僧尼与蕃地事务的【宣政院】并没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决，相反却是火上浇油。《元史·本纪·武宗二》记载云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已酉）宣政院请旨颁布新法令【（凡民）欧（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



对与这些情况，成宗、仁宗曾试图加以限制，然而收效甚微。到了皇庆延祐以后，情势更加严峻。《新元史》193本传记载云：【……宣政院……恃宠怙威，公行贿赂。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好盗杀人不法事往往见告】，足见当时喇嘛作乱之严重。



元朝崇奉藏密喇嘛教一代胜过一代，元朝末代皇帝顺帝之时，已经是不可收拾。元顺帝，即元惠宗妥欢贴木尔，尤其喜欢藏密喇嘛教萨迦派的秘密戒法双身修法，即位后，愈加痴迷。



史载元顺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尤其喜欢让十六宫女戴上象牙佛冠、全身披上缨络、穿着大红销金长短裙等衣饰，打扮成“佛菩萨相”随着奏乐跳起【十六天魔舞】。这种舞蹈只有内宫及臣属之中受“秘密戒者”才能参与观赏，上行下效，【十六天魔舞】开始流行于民间，例如在“浙西”、“浙东”地区亦可看到，甚至传及西北的边陲。



【十六天魔舞】的渊源与藏密喇嘛教有关，藏密喇嘛教以性欲为修道之法，藏密四大派无不认为【修法的最后阶段要通过男女的淫欲行为才能成佛。】



当时的【宣政院使】西僧哈麻为了讨元顺帝欢喜，引进西番僧以秘密法双身修法媚帝，为此哈麻之妹婿集贤学士秃鲁贴水儿得宠于帝，而朝廷却成了君臣淫态百出之所，君臣男女整天沉溺于斯，元顺帝长期不理政事。



为了修习这种喇嘛秘密双身修法，元顺帝自己犹闲不够，还要与众人同乐。元顺帝时常与母舅老的沙及兄弟巴郎太子等十人男女裸居一室，君臣共盖一被。为此而【广取女妇，唯淫乐是戏。】



当元顺帝与众人“行大喜乐”的时候，头戴上嵌有金佛字的帽、手持念珠，同时有上百名穿上缨络等“菩萨”装的美女吹奏着乐器、唱着金字经、跳着雁儿舞及十六天魔舞，何等逍遥。元顺帝还【令诸嫔妃百余人，皆受大喜乐“佛”戒】，使王室成为名符其实的【春宫】。《元史·哈麻传》里如是记载云：



【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哥，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无，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心，丑声移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



而在浓郁的藏密喇嘛教大喜乐的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顺帝太子，当然也迷恋藏密喇嘛的双身修法。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元顺帝居然担心其子不晓秘密法，对他说“秘密可以益寿”，并令秃鲁贴木儿教之。未几，太子亦悦此道。寝假而传遍内廷，而传之宫外，蔚为时尚。真是朝野内外、廷内宫外无不充斥着这股邪气淫风。



《百知录之余》卷3僧尼之滥，记载云：【元时妇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时时延帝师堂上。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凡受戒时，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至房不入。妃子之寡者，闲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风流行中原。】



这种恣其喇嘛淫污还被美其名为大布施。



对于喇嘛教淫乱朝廷，纵有臣僚劝谏，元顺帝不但不听，反而想方设法躲避，其法荒谬可笑，甚至掘地道以躲【宰相以旧制为言】。这样的朝廷不垮才怪！只待时日而已。



据《元史》载，至正二十七年 （1367年）八月丙午，元顺帝见大势已去，诏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月，元顺帝自己北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逃到应昌府。



同年八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癸卯，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的里八喇及后妃并宝玉皆被擒获，皇太子爱献识理达腊从十数骑遁。大明皇帝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而封买的里八喇为崇礼候。



元顺帝确实“顺”，“顺”到亡国灭种，元顺帝之“顺”，其功劳之一在充斥元朝百年朝野的藏密喇嘛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能如此迅速夺取天下，藏密喇嘛教应该给记上一个头等功！



有鉴于元朝藏密喇嘛教亡国的教训，清朝的统治者却对藏密喇嘛教有着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清初的统治者。虽然清初统治者采取了扶持藏密喇嘛教的政策，但是其目的是借助蒙古王公百姓信奉的喇嘛教来实现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而不是为了信仰藏密喇嘛教。



最突出的例证是，清初的几位统治者都明确地反对他们自己本部和辖区的百姓信仰藏密喇嘛教，而且对藏密喇嘛教的消极影响有着清醒地认识。



清太祖天命七年（1622年）二月，努尔哈赤在宴请归降的蒙古贝勒、台吉时说道：“我国风俗所尚，守忠信，奉法度，贤而善者，举之不遗；悖且且乱者，治之不贷……尔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



天聪十三年（1636年），皇太极也告谕诸臣：“喇嘛等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戒为名，潜肆淫邪，贪图财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财帛牲畜，诡称使人免罪于幽冥，其诞妄为尤甚。喇嘛等不过身在世间，造作罪孽，欺讹无知之人耳。至于冥司，熟念彼之情面，遂免其罪孽乎？今之喇嘛，当称为妄人，不宜称为喇嘛。乃蒙古等深信喇嘛，糜费财物，忏悔罪过，欲求冥魂超生福地。是以有悬转轮、结布幡之事。甚属愚谬。嗣后俱宜禁止。”当他发现许多人出家为僧是为了逃避繁重的兵役、劳役和差役，甚至有些是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间谍分子时，他发出了“尔喇嘛等又不出征从猎，除徒弟外多畜人何为？”的责难，严令禁止新建寺院，限制人们出家为喇嘛僧尼。



雍正初年，青海地区的一些大喇嘛“竟纠合数千喇嘛，手持兵刃，公然抗拒官兵”，为罗卜藏丹津叛乱给予支持和声援。这些都有助于他们认识藏密喇嘛教，具体来说，就是喇嘛教的本质。



康熙皇帝就曾明确说过：“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康熙皇帝所说仍是特指藏密喇嘛教。



乾隆皇帝更是制定《喇嘛说》一文，针砭时弊当时的喇嘛教，并制定“金瓶掣签”一法限制喇嘛教所谓活佛转世的权利斗争。指出“【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又云：【熟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足见乾隆皇帝对喇嘛教的流弊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虽然清朝初期的几位皇帝对藏密喇嘛教尽管采取了扶持和崇奉的政策，但是他们与元朝的统治者不一样，相反，清初的统治者不是藏密喇嘛教的崇拜者，对藏密喇嘛教消极一面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甚至在内心深处怀有【信教（喇嘛教）误国】的见解。这看起来是一对矛盾，实际上有个根本原则，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和需要。



在这一点上，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喇嘛教在导致元朝灭亡中所产生推动作用的前车之鉴，此后，在对藏密喇嘛教采取一些怀柔笼络政策的同时，也保持了相对清醒的头脑。



纵观历史上喇嘛教亡国元朝，今人也不可不思，尤其是佛教中人，更应提高认识，辩证邪谬，莫再攀引密教之狼而入佛法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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