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昶玮关于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问题的相关思考

宣昶玮是一个长期观察研究中共状况和中国政治问题的思想家，对各种问题的观察、思考和研究是相当深入、深刻、而且也是相当充分的。过去宣昶玮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经过许多的真实事例的证明是既独到且深刻的。

宣昶玮认为：当今的中国实际上只有政治转型一条路才能救中国，包括救中国共 产 党了。所以宣昶玮也早就开始系统的、仔细的、深入的思考研究中国政治转型的诸多问题了。

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人尽管只是一个白衣也要尽自己的一点力气：因此今天宣昶玮就不考虑天下许多无知者的白眼，而鼓起勇气把自己认为应该告诉人们的东西写出来，公之天下了。

我的思考和研究归纳起来主要为五大方面：下面就一一予以披露。

第一：中国今后政治转型的顶层设计难度异常大，如转型中处置旧体制旧机构等问题非常敏感而且尖锐、复杂、艰巨，这种难度的问题处理非一般历史上出现过的理论家所能胜任：因为历史上尚未有一次处理这样复杂、涉及面广且深的大是大非的理论问题。

别的不讲，我们仅仅举中国如果想循规蹈矩的实行政治转型，则庞大的中国共 产 党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之有权有势又名正言顺的当然领导权机构理论家你怎么处理？你想通过召开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大家形成共识名正言顺的实行政治转型吗？那么仅仅会议上的争吵就三年也吵不完！仅仅这一关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其他的诸如人大、政协等等，足以让一般的政治家望而生畏：如果你想有一番大作为，那么这些旧体制的当然组成者就够你对付的了--实际上是他们足够阻止你了。

除了上述旧机构外，各个地方的诸侯也是一大艰巨问题：他们可都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啊。如果你想让这些诸侯都能“坚决听从习近平主席的政治转型号召”，那么是一万年也没希望了：因为中国政治转型本来就和这些大小官员的特权利益相妨碍的，他们又不是傻子，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

以上我们仅仅列举了两个小小的问题，何况更加复杂与艰巨的困难还在后面呢：政治转型过程中经济运行怎么办？公务员队伍稳定怎么办？社会稳定怎么办？社会治安稳定怎么办？

因为宣昶玮已经把上述这些问题都考虑过了，所以知道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其实是历来出现过的历史上的理论家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复杂问题：历史上的理论家没有一人曾经处理过如此艰巨的问题。

举例来讲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算是一个战略家理论家了吧？他在未出茅庐之前就为刘备定下了大战略。

先主诣亮，对亮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在上述诸葛亮的全盘理论分析中，诸葛亮考虑了当时全国的各大豪杰诸侯的具体情况，如曹操、袁绍、孙权、刘璋等，然后分析了他们个人的用人之策、秉性、力量、眼光等等，经过一番动态演绎分析，遂得出刘备当前的最好选择应为伺机占据荆州外结孙权共同抗衡曹操为最佳战略：后来的情况果然如诸葛亮所预料的那样。

但是诸葛亮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如果和中国政治转型中的复杂相比，则是在不算是什么大理论问题了。

再有一个毛 泽 东在抗战时期写的《论持久战》。和诸葛亮的隆中对话所提出的理论相比，毛 泽 东在《论持久战》中涉及的战争中的因素远远比三国时代的诸侯群雄逐鹿要多得多：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涉及到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毛 泽 东的理论贡献，是仔细分析研究后得出了导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主要矛盾所在，这是一。第二是毛 泽 东指出了速胜和亡国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持久战是战胜日本的法宝。

但是毛 泽 东在《论持久战》中理论的艰巨程度却是无法和今天的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相比的：因为毛 泽 东的《论持久战》中的主要战争逻辑的理论分析是粗线条的、倾向性的就够了；毛 泽 东的《论持久战》中的理论分析不需要精细到准确判断每一场具体战争胜负的程度。而现在的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却需要在理论上完成几乎是每一场重大战役的保证胜利：即使战争未打就要在开战之前就能保证今后每一场重要战争都必须胜利：这样理论上的难度就明显加大了。

因为今天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的理论难度太大，是历史上的理论家所不曾面对过的，超过了诸葛亮和毛 泽 东曾经面对过的理论难度：所以合理的推理是要完成这样难度的理论设计，那就不是一般的理论家所能承担的了，即使是毛 泽 东诸葛亮革命导师列宁在世，他们也要考虑考虑的。

故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非一般人所能为之；强行为之，必然失败。

仅仅本人这样断定也不算数：如果谁有不同意见那就请他公开发表文章来和本人讨论，然后让公众判断。



第二：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必须成熟老道，并几年内就能完成政治转型，否则大多不可行。

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和转型有五个不能和两个只能、一个必须：

一是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不能采取集中专家、学者、教授等大兵团攻坚作战的方式完成这一工作：这是因为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需要的主要是大见识、大思考、大理论，而再多的专家、学者、教授集中起来也不会产生大见识和大理论的。因此如果没有人能够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话，那么你就是集中再多的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所、集中再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也无用，还是完不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就象你集中再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也无法代替爱因斯坦、也无法代替毛 泽 东一样。

二是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不能采取公开让社会全民讨论，最后“集中全民族集体智慧”把这一重大理论完成的方式。理由也同上面一样。

三是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不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即边转型边研究完善等：因为一旦转型开始就是旧体制开始变化并被削弱的过程；而当今中国社会官方和民间、民间自己内部统统是矛盾冲突重重的。如果没有成熟老道的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而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那么先前的邓小平主张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都已经弄出无数的矛盾和天大问题了，现在再采取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基本上会使中国政权崩溃。

四是不能“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中国政治转型”的拖延解决方式。这是因为如果“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中国政治转型”，那么就说明其实政权高层并没有什么成熟可靠的政治转型顶层设计，所以只好用走着看的方式摸索前进了，这样其实就和前面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根本就是一个样了：如果不能很快的完成中国政治转型，那只能说明到底我们还是没有成熟老道的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的。而没有成熟老道的理论又要强行进行政治转型，那么以中国目前的矛盾冲突的聚集与积累，那么那样弄必然带来天大的风险，即使是依然用前三十年的改革经验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却不容易有象习近平这样坚决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政治家了。而没有象习近平这样的政治家，那么中国想继续稳步不停的进行政治转型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中国出现习近平其实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如果中国再出现一个“以腐 败治国”英明领袖，那么中国的前途就危险了。可现在的旧体制下谁又能保证今后不出现更加败坏中国的“好领袖”呢？

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实际结果是弄出许多非常大的问题来，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矛盾重重无法解决；今后如果再用三十年的拖拖拉拉的时间进行政治转型则完全不行：因为转型实际上是制度的革命性转变，本来就是一次性解决的大跃进改变；如果仍然是用三十年的时间拖拖拉拉的进行政治转型，那就不叫政治转型了，是无可奈何的硬着头皮“推动社会进步”了。

所以中国不转型则罢；如果中国要转型的话必须很快完成：中国必须趁着现在这个千年一遇的大好火候！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五是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不能搞社会、学术界讨论之类，不能边转型边让社会或者让学术界进行转型学术研讨争论等等，一切都按照既定转型顶层设计办理，免生枝节；即使有什么不合适的，自我完善调整即可，避免出现两个大脑多个大脑同时指挥作战的局面：在进行一场战斗的时候，即使一个一般的将军一个人指挥都比两个卓越的将军多中心同时指挥效果好。

同样的道理，中国政治转型一旦开始，也要尽力避免社会舆论的讨论造成干扰：社会尽量不要对政治转型进行指手划脚和议论等等，那样容易造成阻扰政治转型的效果。这种避免社会讨论干扰的措施，转型前应该和社会说明清楚，取得民间和各界的谅解。

以上是“五个不能”：

“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不能采取集中专家、学者、教授等大兵团攻坚作战的方式完成这一工作”；

“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不能采取公开让全民社会讨论，最后“集中全民族集体智慧”把这一重大理论完成”的方式；

“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不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

“不能“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中国政治转型”的拖延解决的方式”；

“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不能搞社会、学术界讨论之类，不能边转型边让社会或者让学术界进行转型学术研讨争论等等”。

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和转型必须是“两个只能”：

一是只能“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理论上非常成熟老道”：必须理论上非常成熟，非常稳当，可靠性非常高。也就是说只准成功不能失败：可靠性非常大。只有这样中国政治转型才能有成功和安全转型的可能。

二是转型要非常快速：只能几年内就能完成政治转型：必须一击而成、一战而胜，不会有过多的拖延和拖沓，否则的话中国前途就充满了变数：所谓夜长梦多是也。

凡是无法达到三到五年内完成转型的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都是不可行的：因为理论上不成熟，没有什么把握，而需要在转型实践操作中去探索经验等。而一旦转型拖延，则可能触发社会矛盾，失去原先的内部平衡机制，引发新的问题和矛盾，破坏政权原先的稳定机制，使权力内部争吵爆发，于是就容易引起稳定破坏。转型过程中引起社会稳定破坏的，有一个最大的因素，我们将在后面特别的给予介绍。

总之归根结底一句话：迁延不定的政治转型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因此也是转型之初就应该竭力避免的。

因此我们说“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必须成熟老道，并几年内就能完成政治转型，否则大多不可行”。而反观历来众多的海内外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民主派知识分子、和众多的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政治转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呢？几乎都是浅尝辄止的、浮光掠影的、泛泛的提出一些诸如“宪政民主”啊、“民主社会主义”啊、三权分立啊、司法独立啊、一人一票选举总统啊。。。。。。等等，这些主张几乎都没什么理论价值，许多人的主张也就是空喊口号的水平而已。如果中国政治转型就交给这些人来鼓捣，那等于是把中国往火坑里推！这些空想家是在害中国呢！

在本人不久前发表的研究《论中国转型宪政民主等民主制度将导致天下大乱分裂爆发内战》中，本人分析了中国民主转型的危险：如果没有成熟老道的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那么贸然政治转型将可能导致把中国推入内战和动乱：中国如实行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和海内外民主派知识分子的民主转型建议必将天下大乱内部大分裂并爆发全面内战。

以下就是本人在该篇文章中的分析：

 当今中国的国情：大致有以下几项因素是深度不可调和的，一旦民主将后患无穷。

  1.中国民间现在是高度政治派别化的和高度对立分裂的：主要的政治派别有毛派、左派、自由民主派。上述三大民间政治派别中毛派和左派是高度组织起来的，非常有凝聚力与高度团结的政治派别，战斗力或者说破坏力非常巨大。而自由民主派则比较松散，战斗力和组织、凝聚力都远不如毛派左派那样强大。而毛派左派和自由民主派是高度互相仇恨对方的，几乎是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毛派和极左派的角色就相当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他们非常极端而且冲动力破坏力极大。

  2.中国社会中有一个强大的内部紧密团结并富可敌国、力量空前强大的权贵势力集团。这个集团有自己的核心人物并且对于统治中国奴役人民还有自己的纲领、计划、策略、组织、部署、详细的安排等等。一旦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没有了现在的绝对控制社会控制国家的一党独大霸权天下的格局，那么这个强大的中国权贵集团必然迅速崛起并掌握大部分军队，接着就会以无比邪恶的手段和方式对人民和众多的知识分子进行报复和清算，那么中国将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内战分裂的深渊，从此中华民族将永无宁静之日了。

  3.中国有一个民族分裂的问题：新疆和西藏等都有强大的民族分裂势力在活动。一旦中国没有强大的压制分裂的一党独大的绝对控制社会的控制能力了，即实行了民主制度了，那么这些分裂势力就获得了分裂的好机会：而必然会被内陆的毛派左派等政治派别所不容，因此爆发内战是一定的了。

  4.有一个台海分裂的问题。一旦大陆实行民主了，压制两岸分裂的一党独大的绝对控制社会的控制能力消失了，台湾分裂势力必然大肆的活动。这个也是不被中国毛派左派所容许的，必然爆发台海战争。

  5.中国大陆各省改革和经济发展情况不一，社会观念、风俗、价值观等差异太大，而且各自的要求与追求都不一致。另外本来各地区之间就存在着资源、贡献和义务分工的不同，本来就有土地界限划分等的纠纷和冲突。还有各自地区对自己地区市场的垄断、向国家争夺分配资源的问题。一旦实行民主制度了，这样大的地区差异，广东福建和甘肃、河南根本就毫无共同语言，在没有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能够压制地区之间纠纷与争吵的时候，各个地区之间必然发生不可遏制的争吵与纠纷，于是地区之间就将爆发冲突和内战。

  6.还有外国国家力量势力介入中国内战分裂的问题。就象现在的叙利亚和乌克兰一样：叙利亚有土耳其、沙特、伊朗、俄国、美国等国家以直接的和暗中的操纵叙利亚的民间武装势力等方式介入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则有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分别介入乌克兰的内战。如果中国爆发内战或者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分裂对抗，那么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公开的和暗中的介入中国政治分裂对抗，俄罗斯和台湾、美国、日本等都有可能强有力的介入中国内战或分裂，那么中国还能安静吗？

现在拿中国国内的情况和乌克兰与叙利亚国内的情况相比，中国国内的对立与矛盾、冲突远远比乌克兰和叙利亚严重上万倍：叙利亚有象中国民间这样的毛派左派与自由民主派的严重对立与对抗吗？叙利亚内战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民间政治派别划分；叙利亚有中国这样民间强大的政治派别与官方的对立与冲突、与民间强大的政治派别对官方的仇恨吗？完全没有。而即使叙利亚的情况远远比中国要好，可是当受到外国势力插手之后叙利亚都内战分裂了；如果今日中国冲突对立派别如此不共戴天，那么一旦民主了失去了一个强大有力的绝对控制一切压制一切的压制力量，那么中国还不闹反了天啊！

  现在非常清楚明白的是：一旦中国真的按照主流知识分子的意见实行民主制度了，那么原先的能够强力压制一切矛盾的政权势力就荡然无存了，于是各种政治势力和政治派别还有牛鬼蛇神社会渣滓就纷纷出笼大肆活动，一切矛盾与分裂对抗因素就统统被激活了；各种各样的野心家野心人物牛鬼蛇神社会渣滓如张宏良薄熙来那样的就统统被激活了、找到了他们施展“才华”的环境，那么中国社会可就大乱了！而原先以合法的名义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中国政权的权贵集团，由于他们有富可敌国的财富，又有以前他们豢养的各种爪牙和打手（张宏良和司马南就是著名的），于是权贵集团再次收买掌握国家军队军官就是无悬念的事情，于是现在的权贵集团就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大的军阀势力：这个集团本来就是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渣分子集团，他们毫无人性且无恶不作。而在天下大乱之时他们会更加的变本加厉无恶不作：中国老百姓和现在大力主张实行民主转型的众多的知识分子都将成为专制独裁军阀势力的奴隶分子，将生存在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之中，你们可就要大大受这个现在就是邪恶势力的大肆祸害了！到时候我知道你们会“哭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况远远不如现在的叙利亚和乌克兰的！

因为本人把中国的具体国情研究透了，所以知道中国政治转型不搞则罢；一旦转型方案必须很成熟很老道，必须很快成功：必须一击而成！

如果继续象以前那样“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国陷入动乱和内战：中国政治转型不允许长期拖延。

一个必须则是：在中国政治转型准备阶段和政治转型实施阶段，必须严厉防范、严厉打击那些中国国内外的反人民反民主反民族势力的千方百计的对中国民主政治转型的捣乱和破坏；特别要防范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中共政权内腐 败势力及其爪牙和代理人的对政治转型的干扰和破坏。因为中共政权内部有一个“强大的内部紧密团结并富可敌国、力量空前强大的权贵势力集团”，而这个集团是反进步性质的、是反人民、反中华民族的、是反民主的政治经济势力集团。如果在中国的政治民主转型过程中这个集团有任何小的和大的动作的话，企图破坏政治转型，那么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的大利益，就要坚决对破坏转型的事件策划者进行严厉打击，而不能手软！

为了争取良好的中国政治转型大环境大背景，中国在准备转型之前就要把上述这些原则通告国内人民，达到使全国人民理解与支持的效果，在转型中全国人民也必然会积极配合政府方面的转型实施的。

如此这般，则大局可定，中华复兴大业指日可待！

本人有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设计，其是迄今为止最为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优越性远远不是美国的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所能相提并论的。如果实施此一种制度，则中华复兴并领导世界文明就不会有困难了。



第三：因为实际上旧体制中的官员大都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官员们实际上对政治转型是不热心的、甚至是暗中抵制的。所以中国政治转型是不能考虑依靠主要官员来推进转型的：即中国政治转型不能依靠各地主要官员，甚至不能考虑依靠他们的主动协助进行转型。

作为对比，我们看现在的“改革”却是左一个会议、右一个会议的由习近平亲自督促各地的官员“想办法”加快体制的“改革”的。习近平也许认为这样督促官员他们就会“积极想办法”“改革”了：其实远不是这样的。



第四：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和转型成熟完善过程中，全面主导中国政治转型的主导者、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必须一直保持领导权，而不得更改：这是中国政治转型成功的第一政权上的保证，也是政治转型成功的最大保证，可以讲这种保证已经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了。

前面我们说过“转型过程中引起社会稳定破坏的，有一个最大的因素”需要交代：这个最大的因素就是政权核心团队必须稳定与保证掌握权力的问题。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政权领袖团队必须始终牢牢的全面掌握着中国的国家最高领导权力，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能够始终保证社会稳定直至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个因素不能保证，那么中国将有可能发生动乱和内战，中华民族就有危险。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华民族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现任政权领袖团队其实是极其不容易的：这样铁心反腐铁心带领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权团队应该说是“千年一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政治家团队。所以当我们中华民族现在遇到了这样一个极优秀的政治家团队以后，那就要尽量的保证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团队不要再更换了--直至中国政治转型彻底成功、彻底完善、直至彻底完成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的时候，都应该保证这个优秀的政治家团队长期存在的。当然为了政治转型成功后使得新的中国民主政权能够熟练进行正常的新政权领导人的产生与更换程序的开展，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政权领袖团队可以担任国家督导团队，而让民主政权自己去运作了。所以为中华民族千秋大业计，实际上应该把习近平作为终身国家最高领袖来对待了，尽管转型成功后习近平并不再具体的过问政权的日常运作了。为保持上述习近平中央领导团队一直稳定执政的格局，在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和转型完成以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央成员，凡是支持和拥护习近平、支持政治转型、支持习近平中华复兴的中央常委和中央委员也全部保持不变，并以后也一直长期享受国家中央领导的待遇；而那些暗中抵制习近平的，和不支持习近平不支持政治转型不支持中华复兴的，则一律淘汰。

如果不按照上述的安排将会怎么样呢？

那就会因为一旦习近平执政期完成，习近平下台更换其他的领袖到最高政权领袖的位置上了，那么按照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我们中国过去的一贯情形，几乎全部都是一个领袖都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于是各个领袖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治国了：于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华复兴和政治转型就完全没有什么保证了--即使是习近平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也无法代替习近平的作用：这是一种政治规律。。。。。。于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华复兴和政治转型就极有可能会半途而废了，那对整个中华民族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正因为现在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政权领袖团队是“千年一遇”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政治家团队，所以现在我们中华民族遇到了，那就万万不可再放弃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中国政治转型顶层设计必须要有大见识、大思考、大理论；而在政权方面决定中国进行政治转型和主张中华复兴、中国崛起、主张彻底根治现体制的一切弊端的时候，也是需要中国政权的领袖是必须具有“大见识、大思考”的！如果政权领袖完全没有这样的“大见识、大思考”，那么中国也不会出现任何的转型和大改革了！所以具有“大见识、大思考、大胸怀、大抱负”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政权领袖团队对中华民族是有极其高的、是有不可替代价值和意义的领袖团队。中华民族好不容易出现这样一个“千年一遇”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政治家团队，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造化！中华民族的大希望来了！

实际上全部中国政治转型能够成功需要有两个“大见识”和“大抱负”：一是政权领袖须有认准目标、认准结果、并坚决进行政治转型的“大见识”和“大抱负”；二是中国具有了成熟老道的“一击而成”的政治转型的顶层设计之大理论、大见识。

上述两个“大见识”和“大抱负”也是“千年一遇”的、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当中国同时具有了上述两个“大见识”和“大抱负”后如果再不作为，那么中国人将无法面对未来的历史了。



第五：如果没有中国政治转型的成功，则现在习近平王岐山主导的反腐 败，其价值和意义就将大大降低，甚至也失去巨大的现实意义了。

没有政治转型成功为什么会造成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都失去意义了呢？就因为如果没有政治转型，那么习近平王岐山的反 腐 败就是治标不治本；而如果中国在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的主导下进行了政治转型，那么现在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就是标本兼治了。

而标本兼治是除去病根之道；只治标不治本则是不能从根本上治好中国政治和体制的一切病根子的。


因为一些研究不适合公开，本人的有些关于中国政治转型的研究这里没有披露。



中华思想家 宣昶玮2016年5月28草于安徽淮南八公山下之茅草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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